近日，白应苍在临刑前向中国人民道歉，令人愤怒的还有他讲出的往事：中方工作组曾三次约见果敢“四大家族”代表，要求无条件清除诈骗，结果收效甚微。要求已经当面提出，掌控园区的人为什么仍然不肯停手？ 中方此前的三次约见收效甚微，原因在于清除电诈直接触及了这些家族的收入来源和武装控制。中方找的是能够决定园区存废的人，他们却把停止犯罪的要求变成了家族之间相互观望的事情。继续约谈难以改变这种选择，执法必须进一步触及头目、园区和庇护力量，使他们无法再靠拖延保住非法利益。 中方为什么要约见家族代表？理解白家的经营方式，就能理解这一选择。公安机关披露，白家牵头成立果敢娱乐管理委员会，向赌诈园区颁发推广证，收取租金、人头费和安保费。诈骗团伙负责寻找受害者、编造话术，家族则提供场地和武装保护。 园区持续运转，家族就能持续收费，双方共同从犯罪中获利。 这种分工使只清理几个诈骗窝点很难解决问题。具体团伙可以换，租下楼房的人可以换，掌管园区和看守力量的家族继续存在，新的团伙就有条件搬进来。 中方要求这些家族清除诈骗，实际上是在要求经营者停止提供犯罪所需的场所、人员控制和武装庇护。找他们谈，是把要求送到有能力执行的人面前。 因此，他们面临的损失远超过关闭几家公司。白家靠诈骗收入维持武装，又依靠武装保护诈骗。清除园区，会减少支撑家族控制力的收入，还会削弱其向其他犯罪团伙收取费用的能力。园区开得越多，依靠园区生活的家族成员和亲信越多，停止犯罪牵涉的利益就越广。 头目拿到租金和保护费，诈骗造成的损失却由中国家庭承担。园区里的武装看守，又让受到控制的人很难逃离。 家族能够拿走收益，却把犯罪造成的伤害留给别人。在这种条件下，继续经营每天都能进账，停止经营则立即减少收入，靠劝说促其主动放弃，难度就在这里。 明学昌在会上用“没得吃”解释不肯停止电诈。这句话把家族的非法收入包装成了生计需要。大量中国家庭的积蓄被盗走，受骗出境的人被拘禁、殴打，头目却把继续伤害他人当作维持生活的理由。 依照这种立场开会，清除诈骗的要求就很难转化成实际行动，他们愿意讨论的只是怎样少损失些收入。 家族之间相互观望，让三次约见后的执行陷入拖延。谁都担心自己先清理、别人继续赚钱，于是把行动条件交给其他家族。中方提出的是无条件清除诈骗，他们接受与否却要看同伙怎样选择。每家都等其他家先行动，受害者就只能继续承担这种等待的代价。 白应苍在纪录片里解释，他们起初要看其他家的动静，其他家交人，自己才交。从这段供述看，阻碍清除的还有家族之间的利益比较。 自家停止经营，租金和其他收费随之减少，附近园区照常营业，犯罪团伙仍有地方落脚。头目便会觉得，先执行要求会让自己吃亏。 这种想法把犯罪的责任推给了别人。是否关闭自己的园区、是否停止武装护诈，家族有能力作出决定，但他们把决定拖到了别人行动以后。中方的要求经过这样的内部讨论，就成了可以不断延后的事情。三次约见已经足以说明清除要求，继续重复要求，也不会自动消除这种利益驱动。 观望之外，还有应付检查的具体办法。明珍珍供述过明学昌的安排：清查之前把园区人员转移出去，检查结束再转移回来。这种做法保留了继续经营的条件。检查人员看到的空楼，可以与人员受到控制、诈骗仍在进行的情况同时存在。 把人员从一栋楼转移到另一栋楼，比拆除武装看守、停止招揽团伙、解除人员控制容易得多。家族可以暂时减少检查发现的问题，又保留恢复营业的能力。这样的应付会使“清除”停留在园区外观上，被关押的人仍然出不去，国内受害者也仍会接到诈骗电话。 而转移人员本身会制造新的暴力。明家为了躲避清查，安排武装人员押送园区人员，逃跑者遭到开枪射击，造成中国籍涉诈人员四死四伤。保护非法收入的选择，直接变成了杀伤人的行动。 三次约见后拒不认真执行要求，付出代价的先是园区里的普通人，这也说明清除工作无法继续依赖家族的口头回应。 这些家族敢于拖延，还因为他们把地方权势和国境当作逃避追责的保障。中方需要跨境协作，他们便利用人员、场所和证据都在境外的处境，维持对园区的控制。后续抓捕和警务合作改变了这一预期：武装护诈的头目同样可以落网，地方身份也无法使具体犯罪免于追究。 白应苍曾担任果敢自治区民兵大队队长等职务。这样的身份与普通诈骗团伙头目不同。他控制着能够看守园区、阻止逃跑的武装力量，家族又有地方政治和经济影响力。经营园区、提供保护、处理外部压力，都有家族成员及其控制的力量参与。中方约见他们，接触到的也正是这套安排的决策者。 他们有能力关停园区，却未必愿意使用这种能力。惯常受其控制的人员很难拒绝命令，入驻团伙又需要其保护，园区内部因此容易形成头目说了算的环境。 外部提出清除要求，要落实到开门、放人、移交、取证等行动，便会经过这些头目。他们拖着不办，就能在现场维持原有经营。 跨境办案还要解决实际进入和调查的问题。嫌疑人、犯罪地点、犯罪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