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3年元旦前后，北京301医院病房里，重病中的杨勇没有把时间留给叙旧，而是接连约见有关同志，交代军队建设中的大小事项。病痛已经让他说话十分吃力，可一谈到工作，他仍会强撑着坐起来，思路清楚，语气坚定。 杨勇患的是晚期肝癌，疼痛剧烈，身边人需要不断替他按摩，帮助缓解呼吸困难。医生判断，他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。杨勇却把日子一天天算着，认为还能利用这段时间，把该交代的事情尽量交代完。 病房的门不断开合。前一位同志刚离开，下一位又赶来。杨勇谈的并不全是大事，既有部队建设，也有基层连队的实际困难，甚至涉及海岛连队电机维修之类的具体问题。他不愿只谈自己的病，更不愿让别人把工作搁在一边陪着自己。 就在这样的时刻，胡耀邦赶到了医院。那时的胡耀邦承担着繁重的政务，身体也已明显消瘦。走到病房门口，他停了片刻，向医护人员详细询问病情，随后才推门进去。 杨勇看到他，第一句话不是问候，而是提醒：“你瘦了，这样下去不行。”胡耀邦本来准备安慰表哥，听到这句话，反倒一时难以开口。病床上的杨勇呼吸困难，却仍惦记着别人是否过于劳累。 胡耀邦告诉他，已经设法请国外专家来研究治疗办法，希望他安心养病。杨勇听后摆了摆手，表示自己的病情恐怕难以挽回，还提出不要再耗费过多药物。这个话题让病房骤然安静，胡耀邦没有顺着说下去，只是紧紧握住了他的手。 两人的关系，远不止战友那么简单。他们同为浏阳人，有亲缘关系，少年时期还一同在当地求学。1926年前后，湖南的革命风云迅速紧张起来，年轻人面对的已不只是读书和谋生，还有如何选择道路的问题。 马日事变后，湖南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。杨勇因参加学生运动进入敌方视线，胡耀邦年纪较小，暂时没有引起注意。组织曾考虑让他们转移，胡耀邦认为家乡山冲便于隐蔽，留下更能掌握情况。杨勇见表弟不走，也没有独自离开，家人甚至一度把他锁在屋内，担心他遭到搜捕。 1927年秋收起义的消息传到浏阳，毛泽东率部到达当地。杨勇和胡耀邦听过宣传后，逐渐走上革命道路。杨勇后来进入红军随营学校，毕业后担任连队政治工作干部；胡耀邦则先后在地方苏维埃从事宣传工作，随后离开家乡，前往更广阔的革命区域。 两人的道路有过交错，也有过许多错过。长征开始时，胡耀邦在中央纵队从事政治工作，杨勇则已担任团级政治干部，率部承担作战任务。1935年，胡耀邦在一次战斗中负伤，仍坚持随队行动。行军途中，他与同样负伤、随休养队伍前进的杨勇意外相遇。 杨勇发现表弟发着高烧，立即拿出随身药品让他服下，还把自己的马让给胡耀邦。这样的相逢只有很短时间，部队还要继续前进，战士们也在催促。可对两人而言，那次相见留下的印象，贯穿了此后几十年的岁月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杨勇长期在军队和国防建设领域工作，胡耀邦也承担了重要领导职务。两家住在北京，逢年过节常有往来。青年时代的逃亡、战场上的负伤、长征路上的相互照应，都是他们谈不完的话题。 病房里的这次谈话，杨勇没有过多谈往事，胡耀邦却明白，这可能是一次告别。临走时，胡耀邦说过些日子还来看他。杨勇随即劝阻：“不要来了，你的担子很重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平静，却把一个老战友对工作的牵挂和对亲人的体谅都说了出来。 此后，杨勇继续安排谈话，几乎没有真正休息。即使疼痛加剧，只要涉及部队建设，他仍然集中精神，把多年积累的意见逐项讲清。等该交代的事情基本完成，他才渐渐减少说话，身体也进入更加虚弱的状态。 1983年1月，杨勇病情急剧恶化。接到医院通知后，胡耀邦再次赶来，病房里只剩下监护仪器发出的声响。杨勇于1月6日逝世，享年73岁。 遗体告别时，前来送行的人数远超原定规模，队伍从上午一直延续到下午。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，胡耀邦主持，杨尚昆致悼词。会场外，许多未能进入的人在寒风中肃立，直到追悼仪式结束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