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0年夏，北戴河海滨，毛泽东游泳归来，身旁陪同的王稼祥和工作人员正准备返回休息处。此时，一名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迎面走来，停下脚步，规规矩矩地说：“毛主席好！” 毛泽东看了看他，礼貌地回了一句：“你好啊！”话虽简短，目光却在年轻人脸上停留了片刻。这个人是谁？毛泽东显然没有认出来。 王稼祥在旁边解释：“主席，他是古柏和曾碧漪同志的儿子，叫古亿民，是从瑞金找回来的。” 听到“古柏”两个字，毛泽东的神情马上变了。他追问：“你妈妈来了吗？她现在在哪里？” 古亿民赶紧跑回休息处，把正在里面休息的母亲曾碧漪叫了出来。多年未见，毛泽东与曾碧漪再次相逢，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。毛泽东说：“你和古柏同志的孩子找到了，我很高兴啊。” 这次相遇，表面看只是一次偶然问候，背后却牵连着中央苏区的一段往事，也牵连着一个革命家庭二十多年的离散。 1930年5月，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二纵队来到江西寻乌。寻乌县委书记古柏，是当地人，对县里的地理、民情、宗族关系和经济状况都十分熟悉。毛泽东决定在这里作一次深入调查，古柏便成了最重要的协助者。 调查不是坐在屋里翻材料，而是把各类人请到一起，当面询问。古柏找来了商人、贫农、教师和苏维埃干部等代表人物，帮助毛泽东辨认方言，记录谈话内容，核实地方情况。有些问题问得很细，连一间店铺的货物来源、土地怎样买卖，都不轻易放过。 这次调查持续了一个多月。后来形成的《寻乌调查》，详细分析了当地的阶级关系、商业状况和土地问题。毛泽东在相关文字中明确提到，古柏“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”。 有意思的是，古柏与毛泽东的关系，并不只是上下级关系。古柏后来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、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，既参与军事工作，也承担大量文书和调查整理任务。曾碧漪同样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，担任过机要文书、秘书和红军总前委文书。 古柏与曾碧漪的结合，也发生在革命环境之中。曾碧漪是广东南雄人，早年参加革命，曾与哥哥曾昭秀一起从事地下工作。1928年前后，兄妹辗转来到寻乌，与早年相识的古柏重新取得联系。 那时道路并不安全。曾碧漪前往寻乌途中，曾被地方武装扣留。接人的战士急中生智，大声喊道：“她是古柏的未婚妻，你们也敢扣留吗？”对方听说古柏的名字，果然有所顾忌，最终放人。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插曲。古柏与曾碧漪不久结婚，毛泽东还写信表示祝贺，主张公开操办婚礼，说明共产党人的婚姻应当建立在自由恋爱和一夫一妻基础上。婚礼的意义，已经超出一家人的喜事，也是在根据地公开树立新的婚姻观念。 1931年以后，苏区内部出现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倾向，古柏因反对一些冒险做法受到批评，后来被调离原有领导岗位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，古柏和曾碧漪留在南方根据地，坚持艰苦的游击斗争。 为了躲避敌人搜捕，夫妇二人不得不把年幼的孩子分别寄养。古柏还留下照片底片和一枚印章，作为日后寻找孩子的凭据。1935年，古柏在广东龙川县鸳鸯坑一带活动时，为掩护战友突围而牺牲，年仅三十岁左右。 曾碧漪随后经历被捕、关押和流离。她没有因酷刑泄露组织秘密，出狱后又在医院谋生。直到1937年，她才通过毛泽东方面的信件得知丈夫已经牺牲。后来，毛泽东仍多次关心她的处境，提醒她在局势危险时暂缓前往延安，先与地方党组织联系。 战争留下的，不只是牺牲者名单，还有大量失散儿童。曾碧漪后来一直想查清古柏遇难经过，也想把几个流离失所的孩子找回来。古柏牺牲一案经过调查，相关人员的责任逐渐厘清，案件也依法处理。 寻找孩子更加艰难。古柏、曾碧漪共有五个子女，有的幼年夭折，有的在战乱中失去联系。曾碧漪曾找回一个孩子，却又因交通事故失去，这对她打击极大。多年奔波之后，她几乎不再抱有希望。 1954年，事情出现转机。曾碧漪得知吉安一所工农速成学校收养、教育烈士子女，经过多方查找，确认在校青年古亿民正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。孩子出生不久便被寄养，离开母亲时还不到一个月，对父母几乎没有记忆。 母子相见时，古亿民已经长大成人。曾碧漪面对的，是一个既熟悉血缘、又陌生面容的孩子。几年后，北戴河海滨，毛泽东见到古亿民，才有了开头那场问候。临别前，他还对曾碧漪说：“你也要常来看看我。”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