帝国数据银行的调查显示，截至今年6月，在华日企数量为10118家，比2012年峰值14394家减少了近30%。 过去两年，4137家日企撤出或无法确认是否仍在华经营，新增的只有1221家。这个数字甚至低于疫情时期的新增企业总数。 日本企业正在从中国“撤退”。这个判断听起来很合理。但如果你把时间轴拉长一点，会发现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事实。 日企在华数量的峰值出现在2012年。2012年是什么年份？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急剧恶化，中国多地爆发反日游行，日系车被砸，日企工厂停工。那一年，中日政治关系是过去二十年里最紧张的年份之一。 但恰恰是在那一年，在华日企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。 这说明了一件事：日企来中国，跟中日关系好不好，关系不大。它们来，是因为中国市场有钱赚。它们走，也未必是因为中日关系变差了。 真正让日企撤退的，不是政治，是竞争。 帝国数据银行的调查提到，日企在华面临的问题包括中国限制稀土出口、与中国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，以及中日关系恶化。这三条里，前两条是市场问题，第三条是政治问题。但如果你问问那些真正撤出的日企，它们给出的答案大概率会集中在第二条：价格竞争。 过去十几年，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发生了质的变化。在家电、手机、工程机械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，中国企业从追赶者变成了领先者。 日企曾经靠“品质溢价”在中国市场吃香喝辣，现在中国消费者发现，本土品牌的质量已经不输日货，价格还便宜一大截。松下、东芝、夏普这些曾经的家电巨头，在中国市场的存在感越来越低。 不是它们撤了，是它们被挤出去了。 日企在华的产业结构也说明了问题。帝国数据银行的数据显示，在华日企超过40%从事制造业，其次是批发业。 制造业是日企在中国的传统优势领域，恰恰也是中国本土企业进步最快的领域。当你的优势领域被对手追上甚至超越时，撤退是理性选择。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25年的一份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。调查显示，日企在华业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“与本土企业的竞争加剧”，其次是“人工成本上升”。中日关系恶化在问题清单上排名靠后。 换句话说，日企撤离，政治因素只是加速器，市场因素才是根本原因。 帝国数据银行的调查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：4137家“撤出或无法确认是否仍在华经营”的企业中，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真正关门走人，而是把业务模式从“在中国生产、在中国销售”调整成了“在中国采购、在中国销售”或者“在中国研发、在东南亚生产”。 它们减少了在中国的固定资产投入和人员编制，但并没有完全切断与中国市场的联系。 日本企业在中国经营了几十年，供应链、客户关系、品牌认知都扎得很深。说走就走，没那么容易。很多日企的做法是“减重”：关掉不赚钱的工厂，裁掉冗余的人员，把资源集中到少数高利润业务上。 这不是撤退，是收缩。收缩的目标不是离开中国，是在中国活得更久。 还有一个数据值得注意。过去两年新进入中国市场的1221家日企，数量虽然不多，但它们进入的领域跟传统日企不一样。它们集中在半导体材料、精密仪器、医疗设备、新能源零部件这些中国仍然需要进口的高端领域。 这说明日企不是不看好中国，是看好的方式变了。以前是来开工厂，现在是来卖技术。 去年11月高市早苗暗示日本可能军事介入台海之后，中日关系急剧恶化。直航航班减少，中国游客赴日人数下降，商业往来受到影响。这些后果，日本企业是第一批承受者。 但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问题。中日政治关系紧张，对日本大企业的影响是有限的。丰田、索尼、松下这些巨头在中国经营了几十年，有成熟的政府关系团队和危机应对机制。 政治风波来了，它们能扛。真正扛不住的，是那些中小型日企。它们没有资源去做政治风险对冲，没有能力在中国市场做长期布局。中日关系一紧张，它们的订单就没了，客户就跑了，只能关门走人。 帝国数据银行调查的10118家在华日企里，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。它们才是这轮撤离潮的真正主角。大企业还在，只是变得更低调了。中小企业走了，因为它们本来就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，中日关系恶化只是压垮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笹川和平财团的山本胜也说了一句话：“中国无疑仍将是全球规模最大、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。”这话不是客套。 中国有14亿人口，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，有持续增长的中产阶级。任何一个跨国企业，都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市场。 但“有吸引力”和“容易赚钱”是两码事。中国市场正在从一个“谁进来都能赚钱”的市场，变成一个“只有最强的才能赚钱”的市场。日企的撤退，本质上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被淘汰的那一部分。 留下来的日企，要么是在中国有不可替代的技术优势，要么是已经完成了深度本土化，把自己变成了“准中国企业”。 中国商务部对此的回应是：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，致力于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。这话有两层意思。第一层是，中国欢迎外资，大门不会关。第二层是，欢迎的是有竞争力的外资，不是来吃老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