防走失，电梯直达安全岛 文/刘亚东 大约五六年前，饶毅教授来天津讲学。那天晚上，几个朋友在意大利风情街喝啤酒时，我谈到国内大学的基础科研管理，应该更多借鉴欧美的做法，更宽松、更柔性。本以为这位曾在海外深耕多年的科学家会赞同我的想法，没想到他这样反驳我：那不是鼓励养懒汉吗。 那天晚上聊了很多，但都记不得了，只有这个小小的争论我一直没忘。它确实戳中了 中国科研管理最深处的两难：我们想要张益唐，却又怕养出太多懒汉。而张益唐本人的故事，恰好把这个两难推到了极致。 张益唐（图源：网络） 数学界有一个著名的“未解之谜”：2013 年之前，张益唐在干什么？ 答案是：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教微积分，一个没有终身教职的临时讲师。再往前，他在赛百味打过零工，在汽车旅馆做过会计，在中餐馆送过外卖。一个沉寂了二十多年的数学家，2013年，也就是58 岁那年，往《数学年刊》投了一篇论文，震动了整个数学界 —— 他证明了存在无穷多对素数，其间隔小于七千万。 《数学年刊》创刊于1884年，是数学界顶级期刊之一，年发文量仅数十篇，以审稿严苛著称。张益唐投的这一篇，后来被学界视为孪生素数猜想领域里程碑式的突破。 张益唐的论文正式发表于《数学年刊》第179卷第3期（图源：《数学年刊》官网） 这个故事传到中国，我们该欢呼，还是该沉默？ 同一个张益唐，如果放在我们的评价体系里，大概活不到 58 岁。他会在 35 岁那年被“优化”掉，或者被逼着把时间切成论文的碎片，在每一篇里洒一点才华，换一点指标。 中国不是没有张益唐，而是我们的考核表上，没有“等待”这一栏。 先把故事讲透。美国体系给予张益唐的，其实不是慷慨，是疏忽—— 客观上为他提供了一个无人打扰的角落。新罕布什尔大学给他一份讲师的工作，薪水微薄，没有科研压力，没有非升即走，没有人在乎他夜里想什么。他白天教微积分，晚上想素数，一想想了十几年，直到五十八岁。 新罕布什尔大学校园（图源：网络） 注意这个细节： 他缺的从来不是才华，是没人往他头上挂闹钟 。 而我们的体系，恰恰是闹钟的集大成者。 年度考核是闹钟，项目结题是闹钟，非升即走是闹钟，“帽子”评审是闹钟。青年基金卡在三十五岁上下，杰青的门槛在四十五岁左右，一步慢，步步慢。可怕之处在于，这个闹钟不是催人奋进，而是把沉思的人一次次从深水里拽上来，看看他手里有没有鱼。 不是体系不养人，是体系只养“按时响铃的人”。而数学、理论物理这类学问，偏偏不听闹钟的。 你肯定会说，国家真金白银投进科研，总要看到产出；一个科学家可能一辈子不出成果，社会凭什么养他？这笔账，任何一个纳税人都算得明白。 真正的问题比这扎心： 平庸的慢，和伟大的慢，事前根本无法区分 。张益唐在新罕布什尔州教微积分的时候，在旁人眼里，就是一个“平庸的慢”的样本，他甚至一度被怀疑是学术上的失败者。 制度的两难就在这里：防止混日子的机制，恰恰 就 是杀死天才的机制。 这不是哪一级政府或部门的失败，而是所有定量考核体系的宿命。 说到这里，必须回应饶毅教授的问题——“那不是鼓励养懒汉吗？” 应该说，饶毅教授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。但我的看法是：基础研究的管理，不能怕“养懒汉”。或者说，要把“养懒汉”看作产出“张益唐”的必要成本。哪个国家的科研体系里没有懒汉？美国有，日本有，欧洲也有。关键在于，他们的很多机构愿意为那一个张益唐，容忍一百个懒汉。而我们正好相反： 为了不让一个懒汉漏网，宁愿错过一百个张益唐 。 这笔账，算的不是钱，是价值观。 基础科研管理的最高目标是出成果。如果出不了成果，你的管理再严密，科学家再勤勉，又有什么用？把手段当成目的，就是丢了西瓜，捡了芝麻。 另一方面，宽松和柔性，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。可以通过提高准入门槛等手段，尽量减少懒汉。事实上，欧美的很多大学也是这么做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不能为了消灭懒汉，把整个体系变成一座闹钟工厂。 管理的智慧，不在于把每个人都盯死，而在于给真正做大事的人 ， 留出呼吸的空间 。 所以，出路不在取消考核，那是放纵；出路在于：给少数人留一张“沉默的资格证”。 基础数学、理论物理这类领域，本就不该用工业化的计量器。能不能给真正心里装着大问题的人一条安全通道：十年不考核，允许失败，允许沉默，允许你交白卷？保护的不是某个人，是 “沉默的可能性” 。 几乎所有颠覆性的成果，都诞生于一段无人喝彩的沉默里。怀尔斯自 1986 年起为费马大定理潜心攻关，历时约七年，其间甘苦自知；张益唐在临时讲师的位子上等了二十年。沉默不是天才的奢侈品，是天才的必需品。 1993年6月，费马大定理系列讲座现场，怀尔斯展示证明推导过程。（图源：牛顿研究所） 说到这里，还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区。很多人把 “宽容失败”挂在嘴边，以为这就是善待基础科研。恕我直言，说这种话，恰恰证明你还没搞懂基础科研的规律。 在这个领域，成功是例